长江上游在历史上一个很长时期内都以森林茂密植被好而著称。从大溪文化遗址和忠县（上“洽”下“甘”）井沟文化遗址来看，当时长江三峡地区野生动物众多，森林茂密。从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来看，大量野生哺乳动物生存其间，耕地与湖泊沼泽凹地草地森林相间，原生态环境保存仍十分好。到春秋战国时成都平原仍有许多高大常绿乔木林带，长江上游广大丘陵山地地区更是林木深茂。
秦汉以来开发大西南地区，开始了长江上游森林向耕地转化的一个高潮时期。在垦殖毁林的同时，人们因事功和生活所需林木急增，对森林的耗损远远大于垦殖。秦始皇修阿房宫乃使“蜀荆地材皆至”，故杜牧《阿房宫赋》称“蜀山兀，阿房出”，便可看出对四川森林有一定的影响。不过，这个时期人们经济生活毕竟有限，对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影响不大，广大山地森林茂密，山地涵养水源功能强，基本上不存在对河道和农业生态的影响和水土流失问题。
唐宋时期，成都平原森林覆盖率仍在20％左右，川中丘陵地区在35％左右，川东平行岭谷区和川西北山地高原区在50％左右，滇东北山地70％左右，而广大四缘山地地区在70％—80％左右。总的来看，森林植被情况良好。但这一时期，长江上游经济开发强度增大，特别是宋代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，长江上游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，经济开发强度增大，成都平原已是“无寸土之旷”，而山地地区畲田运动兴起，对森林植被的影响开始加大。目前看来，长江上游人类活动造成大规模植被破坏的记载多见于宋代。例如：汉晋时“林木高茂”的三峡地区沿岸在宋代林木已是“多去江远”；夔州一带宋代“薙山皆童”；隆州陵井一带便因煮盐砍伐材木而造成“江边乱山赤如赭”的景观。据郭声波研究表明，南宋中期，四川农地开发已达到盆周山区半山高，耕地面积达90万公顷上下，平均垦殖指数约10．7％，应为四川生态临界数字，故南宋时长江江水已从唐、北宋文人诗文中的“渚白沙清”、“白”、“清”变成了“黄湍”、“黄沙”、“黄浊”。不过，从史料记载来看，宋代长江上游人类活动对森林殖被影响还是局部的。当时乌江汛期仍是“清冷如玻璃，其下悉是石底”，而汤溪“清甘淇碧”。唐宋时成都仍是一个重要的水码头，可以想见当时成都江水河床十分宽广，泥沙淤积并不严重。
明清以来，长江上游经济开发缓慢加重。明清时期，由于流民山地开发、皇木采办和盐业开发的加强，水土流失呈加大趋势。特别是清中叶以来随着长江上游人口膨胀，山地垦殖逐步深入，不仅平原、浅丘森林受到摧残，而且大量深丘和山地森林被砍伐，水土流失日益加重。这个时期的方志和游记对长江上游的记载多有“山顶皆童”、“尽成童山”、“近山童童”、“濯矣”的言语。清中叶大量流民进入大巴山伐林后，“四五年后，土既挖松，山又陡峻，夏秋骤雨冲洗，水痕条条，只存石骨”（《汉南续修郡志》卷20），而“每当夏秋之时，山水暴涨，挟沙拥石而行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，其河石往往灌入渠中，非冲坏渠堤即雍塞渠口（《三省边防备览》卷8），故当时四川总督戴三锡谈到四川山地“每遇山水冲塞，即膏腴亦转为砂石”（《清史列传·戴三锡传》）。
明清以来水土流失已使长江干流泥沙含量大增，早在明代《明一统志》卷66中便记载“蜀江水皆浊”。笔者据清代末年的记载研究表明，巫山至奉节仅100多里路程，一桶江水的泥沙含量已净增1500克左右，足见沿江水土流失的严重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，长江上游人口膨胀，军阀混战，国家无力顾及植保，森林植被破坏严重。不过，由于广大山地水源林耗损较少，30年代初四川盆地丘陵地区森林覆盖率也仍在20％左右，长江上游四缘山地森林覆盖率仍在30—50％之间。
50年代末，土法大炼钢铁、大办集体食堂对长江上游森林进行了空前的砍伐，加上农村人口急增，致使四川在60年代森林覆盖率一度跌至9％，跌至历史时期的最低线。这是极为严重的历史教训。经过四川人民的努力，80年代中叶，四川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3．3％，90年代以来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，但以次生林、中幼林为主，水源涵养林损害严重，由此而来的水土流失仍十分严重。据80年代资料表明，嘉陵江流域水土流失比例为63％，沱江流域为58．5％，金沙江流域为36．5％，大渡河流域为27．8％，岷江流域为47．6％，致使长江上游各河道侵蚀模数增大，河流泥沙含量急增。
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、防洪和经济发展。
1、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在一定时期内曾极大破坏了上游农业生态，加大了农业开发难度。水土流失使大量农地，特别是坡耕地土肥尽失，出现“地日硗薄”的状况，呈现“辛苦开老林，荒垦仍无望”的局面。水土流失还直接冲毁大量水利设施，所谓“非冲坏渠堤即雍塞渠口”。清代都江堰便由此受损严重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缮，影响了农业灌溉。
2、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增大了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率和强度。森林被破坏，特别是水源林被破坏，使森林涵养调节水的功能削弱，使河流水位季节差拉大，汛期洪水不能涵养而一泻千里，加大洪涝灾害的强度，增大洪涝灾害频率。统计表明，四川盆地的水灾50年代发生4年，70年代发生7年，80年代发生8年，几乎年年有灾。邓锡侯《屯政纪要》一书中曾谈到茂、理二县滥砍滥伐使“林木萌蘖不了，驯至水源亦失之含蓄，酿成十年九旱”，水土流失同样也加大旱灾程度。
3、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使上游河道淤塞，加大了长江上游防洪难度，影响了水运交通的发展，影响水力发电库容。明清以来的水土流失使长江上游一些平坝浅丘带的河流河床淤升，清代都江堰一带“淤塞渐甚”，有“江身日益淤，堤身日益坏，江水则年年横流”的记载（《丁文诚公奏稿》卷19）。据笔者研究，本世纪中叶以来40年长江上游河道萎缩长度比20世纪中叶以前2000年萎缩的长度还大25．75％。萎缩之快令人忧虑。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淤塞抬升所致。更令人忧虑的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河水泥沙增大，淤积减小水库库容量，这对于整个长江中上游各河道上的水力发电影响甚大。
4、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加重了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。
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的成因是较复杂的，但长江上游河水泥沙含量急增，必然会使中游河水泥沙含量急增，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，形成悬河，成为护堤日益升高的重要原因。同时，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削弱，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，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。对此，有识之士早已察觉。明末，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即谈到山地垦殖造成“山谷泥沙尽入江流”，造成江流湖泊淤积之状。清代，陶澍在《陶文毅公全集》卷10明确指出，长江下游的水患是“因上游川、陕、滇、黔等省开垦太多，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，种植杂粮，一遇暴雨，土石随流而下，以致停淤接涨。”
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，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和责怪古人。明末以来长江上游高产旱地作物引进、人口膨胀、山地陡坡垦殖形成一个怪圈，使森林大量耗损造成水土流失的不可避免性。社会科技的滞后和交通的闭塞使植物燃料向石化燃料转换过程缓慢，对森林的需求过大。今天，科学和交通的发展，为燃料和建筑材料换代、退耕还林和大量植树造林提供了可能性。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，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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